唐朝的藩鎮頑疾為何難以根除？因為您沒看到，它是歷史的進步力量

士兵們生於本地、食於本地，所有的利益都在本地，朝廷就成了一個模糊的符號，請問他對朝廷的情感維繫在哪裡？於是士兵只知上級，不知朝廷。

第三階段：朝廷與地方的割斷，怪胎髮育期

如果僅僅是中下層士兵對朝廷的忠誠度下降還好辦，麻煩的是作為藩鎮的最高統帥，他們也開始離心離德了，而導致這一惡果的無疑是李林甫的一個建議。

李林甫對唐玄宗說，咱漢人不適合當節度使，他們與朝廷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，文武勾結就是個大麻煩。胡人單純，在朝廷沒利益，又善戰，好控制，所以嘛，應該節度使要用胡人，同時杜絕節度使入朝為官。

唐玄宗竟然接受了，當然，我們也不能粗暴地說李隆基糊塗，他確實也飽受漢人節度使的「折磨」。

在此之前，節度使都是從朝官中選派，如果誰的戰功突出，便可以入朝為相，此所謂「出將入相」。

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節度使們的根本利益在朝廷，出鎮對他們來說是「鍍金」，不大可能因為手上有兵權就三心二意。但隨著王忠嗣事件的爆發，以及皇甫惟明與韋堅的交接，讓唐玄宗產生了不安全感。

唐玄宗被李林甫的「妙計」戳中了最脆弱的那一部分，於是以安祿山為代表，一大批胡人將領取代王忠嗣等漢將，手握邊軍大權。

與此同時，那些在中高層歷練的漢人將領們被斷送了升遷之路，甚至回歸朝廷的路。

這個格局，等於一刀斬斷了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紐帶。從那以後，藩鎮變成了獨立於朝廷而自我發育的個體，嚴重一點說，他們具備了「第二朝廷」的雛形。

第四階段：節度使土皇帝化，藩鎮化繭成蝶

客觀講，前面四個階段唐玄宗本人的責任不算大，府兵制的破產是歷史必然，本地化也是募兵制的必然結果，朝廷與藩鎮的割裂雖說不妥，也是當時現實條件的一種嘗試，算不得大罪。

唐玄宗最大的責任就在於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相反卻不斷給節度使更大的權力，以至於他們竟然成了「土皇帝」。

節度使的權限有多大，咱們以安祿山為例，此人身上的職務一大堆，平盧節度使、范陽節度使、河東節度使、御史大夫、營州都督、驃騎大將軍、左僕射、閒廄群牧都使、河北道採訪處置使……數不勝數。這些職務讓他除了全面掌握三鎮的軍政大權外，還兼具河北道的人事權、物資調配全，以及全國的戰馬分配權。

同時，安祿山又大耍權謀，買通了監軍、使臣，讓他擺脫了朝廷有名無實的監督，並進化為名副其實的土皇帝。

當唐玄宗發現其中的危險時，他竟然不是修正，而是企圖靠感情牌拉攏安祿山，結果導致大廈傾危。

安史之亂後，河朔三鎮率先發難，將唐代宗、唐德宗打成了鴕鳥，以至於他們竟然上演了「四國相王」的戲碼。從那以後，藩鎮成了獨立於皇權的事實存在，並一路蔓延。

黃巢起義爆發後，藩鎮毒瘤迅速在全國擴散，即便彼時的藩鎮已經被割成了碎肉，但每一塊肉渣都沾染著毒素，無人再聽唐王朝的調遣。

第五階段：庶組階級的依附，藩鎮脫胎換骨

從歷史的軌跡來看，安史之亂後，唐代宗似乎有機會消滅藩鎮，但啟用安史亂將盤踞河朔是個巨大的失誤。不過我不同意這個觀點，一則唐代宗的行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，二則即便沒有河朔，藩鎮割據也是歷史的必然

前面四個階段講述的只是藩鎮顯在的發展史，但還有一條潛在的變化，那就是藩鎮的階級特性變了，成了庶組階級依附的母體，從此藩鎮脫胎換骨了。

唐朝就是一部豪門士族階級的歷史，是一群以兩京為中心的五姓七望為代表的豪門家族的歷史。這些家族被以法律的手段賦予了世代承襲的政治地位，並霸占了大唐帝國所有上層資源。

與此同時，大量的庶組階級進階無門，成了一群飽讀詩書卻只能遊走在官場門檻以外的流浪群體。

這很可怕，要知道，這些讀書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他們有知識、有見識、有抱負，堪稱國之棟樑，比那些靠門第出身的豪門子弟要強一百倍。您可以想像，當他們覺醒時，社會將會產生地動山搖的革命。

您可能說，大唐不是有科舉制嗎？確實有，但彼時的科舉公平性跟宋朝以後沒法比，它只是進階的入場卷之一，而不是唯一，要想入門，乃至飛黃騰達，還是要看出身。

於是這群人便開始尋找出路，竟然發現藩鎮這個獨立王國有自己的小天地，於是他們毫不猶豫地「賣身其中」。

安祿山的舉兵就跟這個人群的蠱惑煽動有很大關係，比如嚴莊、張通儒、高尚、李史魚，甚至包括安祿山的老領導張守珪的兒子張獻誠、薛仁貴的孫子薛嵩。

這些庶組階級的政治訴求很清晰，他們就是要推翻豪門集團的政治壟斷，因此他們是事實上站在了大唐帝國的對立面。

自古農民起義為何難成大事？因為沒有政治理念，而庶族階級的加盟幫藩鎮完成了質變。從那以後，藩鎮就有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驅動力。

當然，豪門集團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，他們被庶組階級取代的過程歷時二百年，直到北宋建立才真正標誌著「庶組階級的春天」來了。

這樣一個生命力頑強的藩鎮集團，於大唐來說是個毒瘤，於庶組階級來說難道不是母體？於歷史的趨勢來說何嘗不是一個進步的力量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