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國藩弄死何桂清：一場教科書級別的權力鬥爭

投名狀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

消息傳來，朝廷震怒，咸豐當即下詔將他革職，並派人將他逮捕歸案。

有時候不得不說，何桂清運氣真好。

在他逃亡租界的這段時間，英法聯軍攻打北京，咸豐逃亡避暑山莊，對何桂清之事一時也無法顧及。

而後咸豐駕崩熱河，慈禧、奕訢又和顧命八大臣奪權，這一耽擱就是兩年多。

隨著兩宮太后和奕訢權力的穩固，自然得處理何桂清棄城之罪了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春，何桂清下獄。

但何桂清倒是不怎麼慌，自出逃後，就想方設法的動用自己的一切關係以減輕自己的罪名。

此前浙江巡撫王有齡、江蘇巡撫薛煥就一再為其說情，但沒有得到朝廷的同意，後又疏通禮部尚書祁寯藻、工部尚書萬青藜、御史高延祜等有分量的人物為他說話，並先後串聯了十七位大臣為其說情。

不過主審官是常州人餘光倬，對於何桂清的出逃相當憤恨，堅持要判斬立決。

這麼一來，關於如何定罪就引起了朝廷的爭論。

一方說何桂清有功勞，功過相抵，革職即可，另一方則說何桂清的罪責，按例當殺，兩派吵鬧不休，慈禧就表示：「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，用刑宜慎，如有疑義，不妨各陳所見。」

在某種成都是給何桂清一個機會，很多人就紛紛開始營救。

但本質而言，何桂清的死已經不是是否棄城，而是在於是否能夠制衡日後的湘軍。

隨著湘軍節節勝利，曾國藩的地位也水漲船高，此時的曾國藩已經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，權勢一時無二，而且手上還有如狼似虎的湘軍。

一直以來，朝廷對於曾國藩和湘軍存著戒備之心，而何桂清又是一個不錯的制衡他的人選。

要是殺了何桂清，那麼還有誰能夠制衡呢？

所以恭親王奕訢和吏部尚書祁寯藻等重臣都打算給何桂清一次機會，先定「斬監侯」，後找機會救出去。

至於曾國藩，自然不希望有一個制衡自己的人出現，加上何桂清已失節，不趁機弄死他，更待何時？

於是就上疏表示：「疆吏以城守為大節，不宜以僚屬之一言為進止；大臣以心跡定罪狀，不必以公稟之有無為權衡。」

這個表態，很有意思，奕訢他們求情，無非都死扣《大清律例》和清朝的政治傳統，打算玩人情大於法治，這是有先例的。

對於曾國藩而言，如果一昧從律法來爭辯，是爭辯不過這幫人的。

但他也不是沒有，就是用禮法道德，守城是大臣的職責，棄城就是大臣失節，何桂清棄城不守，違背讀書人和官員踐行的禮法道德，既然已經失節了，哪裡還要依從律法和人情？直接處死即可，玩了一手誅心。

奕訢和祁寯藻等重臣要求從輕發落，曾國藩要何桂清死，這讓兩宮太后面臨抉擇。

如果聽從奕訢為代表的大臣請求從輕發落，那麼兩宮太后，尤其是慈禧還未完全穩固的權威可能會受到削弱，況且慈禧和奕訢之間也存在著利益衝突。

反過來要是處死何桂清，反而可以藉機立威，使大臣和百姓臣服。

且現在是圍剿太平軍的關鍵時刻，如果拒絕曾國藩，無異於是明面打壓湘軍，所以，現在要做的是籠絡而不是打壓，就算打壓，也得平了太平軍再說。

最終在權衡之下，何桂清被判斬立決，力保何桂清的奕訢等人失敗，也預示著他們後面被奪權的命運。

可以說何桂清的死，實際上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。

何桂清死後，曾國藩還送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：「雷霆雨露總天恩，早知報國孤忠，惟拼一死；成敗功名皆環境，既此蓋棺論定，亦足千秋。」

現在看看何桂清，算是晚清一個頗有能力的人，奈何他做大事缺乏膽氣，與人相處時又缺乏大氣，論才學和做官，都高於同時代的曾國藩和李鴻章，而且年紀輕輕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可惜啊，一步錯，步步錯，棄城而逃，死得不冤。